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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珍异宝】文房四宝(转帖)

【奇珍异宝】文房四宝(转帖)

  北宋翰林学士苏易简,于雍熙三年(986)写成一部<<文房四宝>>,共五卷,第一、二卷为笔谱;第三卷为砚谱;第四卷为纸谱;第五卷为墨谱。这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文房四宝的专著,从此,笔、墨、砚、纸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文房四宝,笔居首位。中国的毛笔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提到毛笔,人们往往会想起“蒙恬造笔”的故事,认为秦代名将蒙恬是毛笔的发明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太平御览》引《博物志》日:“蒙恬造笔。”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说。“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唐代韩愈《毛颖传》以笔拟人其中提到蒙恬伐中山,俘捉毛颖,秦始皇宠之,封毛颖为“管城子”。后世又以“毛颖”、“管城子”为笔的代称。此事也与蒙恬有关。   有人对“蒙恬造笔”的说法提出质疑。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先秦书籍中没有“笔”字,而“聿”字早在商代就出现了,而秦始皇只是统一了笔的叫法,可见笔是早于秦代就存在了。清代大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的“造笔不始蒙恬”条中写道:“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看来,这一评述还是有所根据的。   解放后的出土文物更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四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友家公山的一座战国墓群中,发掘出一支长约21厘米,直径为0.4厘米的毛笔实物。该笔与现在使用的毛笔权相似,笔头用优质的免箭毛制成,毛长2.5厘米,笔杆亦系竹管,所不同的是笔头不是插在竹杆套内,而是用劈开的竹杆端部将笔头夹在其中,外缠丝线,再涂上漆。这支埋入地下两千多年的战国毛笔,被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它称为“战国笔”。又由于长沙古属楚国,这支世界上最古老的毛笔,还被称为“楚笔”。   是否“战国笔”就是最早的毛笔呢?也是个问号。有人估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炎帝、黄帝时期就出现了毛笔。张华《博物志》也有“舜造笔”的记载。另外在出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许多彩绘陶器上,表面所绘的动物图案及几何纹饰;明显地呈现出用毛笔画写出来的痕迹。商代的甲骨文上,也出现了毛笔的痕迹。据《田骨学商史编》记载,从殷墟出土的三块牛胛骨板上,有几个用毛笔写成的文字,以及一些龟甲片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未刻的文字,这些文字尚留有施朱涂墨的痕迹。而且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又具有相当多的“聿”字,由此可以这样断定,早在商代以前,我国就已有了用毛笔书字这个事实,现在文学界也大多持这个观点。   毛笔经过了漫长的演变时期。毛笔的别名除了上面讲到的那些以外,还有“管城子”。“毛锥子”、“中书君”、“毛颖君”、“龙须友”、“尖头奴”等等。综上所述,蒙恬虽然不能获得毛笔的专利权,但他制的笔精于前人,对毛笔的改革是有贡献的。   我国的毛笔发展,有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宣笔”时期。据正史书籍记载,宣笔发明于汉代,魏晋时书法艺术的发展,促进了毛笔工艺的不断提高,东晋时,宣州陈氏之笔深受王羲之等人的推崇。到了唐代,宣州成为全国制笔的中心。此时的宣笔无论在制作技巧,选用材料,或在笔杆的雕镂艺术上,都已日臻完善,柳公权、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人都对宣笔有过极高的评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咏赞宣笔的诗中写道:“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宣笔在唐朝时被奉为“贡品”和“御用笔”,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二年(743),唐玄宗登楼看新潭、南方数十郡特产,排列在在楼下,其中就有宣城郡的笔。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说,唐太宗李世民在选纳各地贡品时,第一个就选中了宣笔等文房四宝。   南宋迁都杭州,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长江以南。从元代开始,我国的毛笔又进入第二个时期——“湖笔”。被称为“毛颖之技甲天下”的湖笔,发源于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古时,善琏隶属湖州府,故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善琏也被誉为“笔都”。湖笔与徽墨、端砚、宣纸一起被称为“文房四宝”。善琏地处杭嘉湖平原,距湖州东南七十里,这里河湖纵横,桑茂竹翠,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湖州府志》记载:“湖州出笔,工通海内,制笔者皆湖人,其地名善琏村,村有含山,山巅浮屠,其卓如笔。”   相传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在当地被人们奉为笔祖。又据说蒙恬的夫人卜香莲是善琏西堡人,也精通制笔技艺,被供为“笔娘娘”。蒙恬与夫人将制笔技艺传授给村民,当地笔工为了纪念他们,在村西建有蒙公祠,绕村而过的小河易名为蒙溪,蒙溪又成了善琏的别称。相传农历3月16日与9月16日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村民们就要举行盛大敬神庙会,以纪念他们的笔祖。元代,湖笔取代了宣笔的地位,湖州成了全国的制笔中心,并出现了冯应科、张进中、吴升、姚恺、陆震、杨鼎、沈秀荣、潘又新等制笔名师。明末清初,善琏湖笔逐渐外传,善琏人在各地开设了一批著名的笔店,如北京的古月轩、贺连清,上海的周虎臣、杨振华、李鼎和,苏州的贝松泉、陆益堂等。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宣笔和湖笔外,四川乐山市的“宋笔”值得一提。乐山,古称“嘉州”,相传北宋大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曾游览嘉州凌云山。当时此处新建一亭,寺僧便拿出当地制作的一支大抓笔,请苏东坡题亭名。苏东坡饱蘸浓墨,欣然题了“清音亭”三字,众人拍手叫绝。苏东坡等道,不是我的字写得好,而是这支笔好。不久,北宋另一位大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也来到嘉州游览,也用大抓笔写下了“方响洞”三字。苏、黄都是大名家,在此题字以后,时人竞相效其书艺,皆习惯于沿用二公所选用之笔来写字作画。后人把嘉州的毛笔冠以“宋笔”。干年“宋笔”传到今,著名画家徐悲鸿于1937年题下了“嘉州产名笔,工艺甲西南”的赞语。   中国毛笔传统的制笔方法有“诸葛法”与“韦诞法”两种。“诸葛法”也称为“无心散卓笔”。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佑前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原来“诸葛法”是宣笔时期的制笔工艺的结晶,其源于王羲之的“笔经”,也包括了宣州诸葛姓的笔工的贡献,如诸葛高、诸葛元、诸葛新、诸葛丰等。欧阳修曾称颂道:“宜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傅长毫,三付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   “韦诞法”是韦诞发明的。韦诞,三国魏人,字仲将,有文才,工书,善制笔墨,著有《笔方》一书。其法是用两种不同的兽毫来制作,强者为柱;柔者为被,这种制笔法一直沿用至今。   毛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但历史上有不少皇室贵族,喜欢把毛笔作为显示自己权贵的象征,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用金、银做笔杆,即使用竹杆,也要选上等的斑竹,并镶嵌上象牙、玉、香水等珍贵的装饰,以示炫耀。直至清代乾隆年间,金银玉雕的豪华笔杆才逐渐消失。   制笔用的毛也是千奇百怪的,什么兔毛、山兔毛、獭毛、猪毛、鹿毛、马鬃毛、羊毛、狼毛、鸡毛、鼠毛等,甚至连人的胡须也可制笔。据《岭表录异》里记述:岭南无免,某郡守把一块免皮给笔匠做笔。笔匠吃醉酒,将兔皮弄丢了,他怕受罚,就割下自己的胡子来做笔。谁知做出来的笔非常好使,太守命令他再做一支。笔匠无奈,只好道出实情,太守便下令家家户户的老人把胡子割下来作捐税。另外还有用婴儿的胎发来制笔的:“内惟胎发外秋毫,绿玉新栽管束牢。”这是唐朝一位待人赞美胎发笔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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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珍材取乐浪,妙手惟潘翁。鱼胞熟万杵,犀角盘双龙。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这是宋代苏轼在《孙莘老寄墨》诗中写的赞美墨的诗句。诗中的“潘翁”即北宋制墨名家潘谷,据说他所制造的“潘谷墨”被誉为“墨中神品”,“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   墨,是中国“文房四宝”中的一宝。韩愈在《毛颖传》称它为“降人陈玄”。北宋大学士苏易简在《文房四宝谱>中写道:“松滋侯易玄光,墨也。”历代关于墨的专著很多,有宋代李孝美的《墨谱》又名《墨苑》、《墨谱法式》;元代陆友的《墨史》;明代程义的《墨史》、程君房的《程氏墨苑》、沈继孙的《墨法集要》、万瑞生的《墨海》等等。那么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墨的呢?据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与文字同兴于黄帝之代也。”在《古今事物考》卷二“墨”条中,也写道:“墨始于黄帝之时,一云田真造墨。”   最早的墨是什么模样的呢?据来人李孝美在《墨谱》中记载:最早的墨是用漆和石粉所做。陶宗仅在《辍耕录》卷二十九中云:“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他们所讲的墨就是古代的“石墨”,它是最原始的墨,用天然石炭所制成,使用时从研石在砚石上磨成粉末,再渗以水融成墨汁使用。在陕西临撞姜寨遗址出土的那套绘画工具中,就有一根石质磨棒,它的用处就是用来研墨的。由此可推定早在五千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原始的石墨。《述古书法纂》中记述道:“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邢夷为西周宣王时人。邢夷所制的墨也是石墨。在徽墨产地歙县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邢夷在溪边洗手,见水中飘来一段松树木炭,随手捡起,手为之黑。于是他捣为末,用饭粥拌和,以手搓成扇形和圆形,凝成固体,以之研磨。他所制的墨,史称“那夷墨”。在纸还没有出现前,甲骨文和竹简,也都是先用墨写好后,然后再镌刻的。中国的墨是源远流长的。   秦汉是墨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时出现了松烟墨。松烟墨就是用松木烧出的烟灰,再拌之以漆、胶制成,其质量远远要胜过石墨。考古学家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和江陵凤凰山西汉墓中就发现了松烟墨的遗物,这种墨与《说文解字》中所记“墨者黑也,松烟所成”相同。但是这时期的墨没有制成锭,而只是作成小圆块,它不能用手直接拿着研,必须用研石压着来磨,所以从秦、汉出土的砚台都附有研石,证明了那时的墨不能直接用手来磨。这种小圆块的墨又叫“墨丸”。到了东汉,墨的形状从小圆块改进成墨锭,它经压模、出模等工序制成,可以直接用手拿着研磨。从此,研石就渐渐地绝迹了。   汉代的墨很珍贵,一般人是很难得到它的。据《汉宫仪》记载,当时做尚书令、仆、丞、郎等官的人,每月才发给一枚,汉代已形成了全国制墨中心,那就是渝麋(陕西省千阳县)。渝麋出产的“渝麋墨”,在当时最有名气。   三国时,我国制墨业进一步发展。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记载着三国魏书法家韦诞制墨的方法:“参以真珠、麝香,捣细合烟下铁臼,捣三万杵。”韦诞制作的墨被称为“韦诞墨”,是古代的珍贵之墨,被赞誉为;“百年如石,一点如漆。”   到了唐代,我国的制墨中心,从陕西地区扩大到山西、河北,其中以河北易州最有名。在唐末乃至历代各朝中最负胜名的制墨大师奚超,就是河北易州人。当时北方战事连绵不断,奚超父子只得举家避乱南迁,“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陶宗仪《辍耕录》)。当他们来到安徽歙州地界时,看到那里到处是葱郁的古松,质地又好,于是便定居下来重操旧业。奚氏父子刻苦钻研制墨技艺,据说他们选用松烟一斤,珍珠、玉屑、龙脑各一两,和以生漆,杵十万柠,终于制成“丰肌腻理,光泽如漆”、“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好墨,被称为“奚墨”。   中国最为有名的墨是徽墨。   当时南唐后主李煜酷爱作诗绘画。安徽知府为了讨好皇上,差人选了两块奚墨进献给朝廷。李后主一试,果然不沾不涩,不滞不滑,乌亮光泽,而且芳香四溢,连声称赞。当即把奚廷控召去,封为“墨务官”,赐姓为李,又加封“奚墨”为“徽墨”。所以到了宋代,徽州(北宋末年歙州改为徽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制墨中心,徽墨也成为了墨中之精品,誉满天下。李氏的制墨艺术被人们历代相传,一直至今。   徽州作为中国的“墨都”,从唐、未至元、明、清,都涌现了许多制墨名家高手。前面提到苏东坡那首诗中的潘谷,就是宋代徽州制墨名家,有“墨仙”之称,他制造的“松丸”是很有名的古墨。明代,在“徽墨”中形成了以歙派(歙县)和休宁派(休宁县)两大派系,各有千秋。在诸制墨家中,方于鲁制造的“铜雀瓦”,被赞为“前无古人”的好墨。程君房所制的“清玉案”,更有“一技之精,上掩千古”之誉。明代著名大画家董其昌称:“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明代的墨为什么这般好,原来在那些高级的徽墨中,掺有麝香、梅片、冰片等名贵中药香料,故清香四溢,还有的墨中含有金箔,因而乌黑铮亮。当时称为“徽墨甲天下”。   清代,是徽墨的又一个新时期,这时出现了曹素功、汪近圣、江节庵、胡开文制墨四大家,并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说。曹素功(1615万…北1689)原名圣臣,一作孺昌;字昌言庵;号素功。安徽歙县岩寺人。他原是一位秀才,由于一直未能走上仕途,便在家乡潜心经营制墨。早期他凭借明末著名制墨家吴叔大的墨模制墨,改“玄粟斋”为“艺粟斋”,创制了“紫玉光”、“天琛”、“千秋光”、“天瑞”及集锦墨“豹囊丛赏”等名贵之墨,走上了徽墨之冠的宝座。曹素功墨庄乾隆年间迁址苏州,同治三年(1864)又迁址上海。这个经历十三代,绵延三百年的制墨世家发展成为今天的上海墨厂。   关于曹素功墨的成名还有一个故事,播说当年曹素功研制出一套黄山图的集锦墨,这套名贵的墨,共三十六锭,分别代表黄山三十六峰,每锭墨形、色彩均按黄山各峰形状、大小、特征而定,拆开时,是黄山诸峰,独立成景,拼合起来,恰巧是一幅完整的黄山全景。康熙皇帝巡视江宁时,曹素功将他精心设计制作的黄山集锦墨作为贡品献上,康熙帝看后赞叹不已,亲自为该墨赐名日“紫玉光”。从此曹素功墨名声大噪。   汪近圣,原系曹素功家的墨工,后在徽州府城开设鉴古斋墨肆,其墨雕之工,装饰之巧,无不备美。子惟高,继承父业,也为制墨名家。汪家后人以汪近圣、汪惟高父子之墨图辑为《鉴古斋墨我》四卷。四大家中的另一位制墨大家汪节庵(1736-1820),他为歙派制墨业代表人物,也善集锦墨,上海博物馆有其“西湖十景诗图”彩珠等集锦墨数套,为世所珍。   四大家中最后一位是胡开文,徽墨休宁派制墨业的后起之秀。原店在休宁,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安徽海阳、屯溪两处开设墨肆,由长子、次于子主事。同治三年(1869)四世孙在芜湖创设“沅记胡开文”。光绪年间五世孙胡祥均在上海开设“广户氏胡开文”。尔后,胡氏后裔又在歙县、杭州、广州等十多座城市分设墨店。至清末,胡氏墨风靡神州,行销世界,胡氏的“苍佩室墨”是其代表作。   中国的墨,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用品,它更是举世无双的文化艺术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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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纸,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的日用品,人均纸张消费量,更成为衡量某国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然而,纸的问世,却与中华民族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近二千年来,每个炎黄子孙在孩提时代,便知道蔡伦造纸的故事。这故事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有历史依据的,它记载在范晔所著<<后汉书.蔡伦传>>中记载蔡伦是东汉和帝时代的宦官,他利用担任尚方今的机会,于元兴元年(105),最早发明了纸,献给朝廷。<<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敞布、鱼网以为纸”。记载说明,蔡伦当年是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作原料制造纸张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发明家,将这种纸称之为“蔡侯纸”。从此,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同东汉蔡伦的名字紧紧连接在一起了。   蔡伦造纸固然史有定论,然而,近几十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却对造纸术的发明权提出了强烈挑战。据报道: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下,掘到一片植物纤维的古纸,考古学界认定它至少是公元前49年以前的纸,比“蔡侯纸”早150年;1975年5月,在陕西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叠古纸残片,经鉴定为西汉武帝时的产品,旋被命名为“灞桥纸”;1973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又发现了两片西汉麻纸,也早于“蔡侯纸”将近200年;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中颜村又发现了“中颜纸”,亦早于“蔡侯纸”。这些考古新发现,以实物资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西汉时期就发明了造纸术,从而把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发明又向前推进了整整两个世纪。   尽管学术界对这些新发现的古纸是否称得上真正的纸尚有争论,但其中的“灞桥纸”经反复检验,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科学认定。据悉,19 57年5月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砖瓦厂的建筑工地上,人们从地下挖掘出铜镜、铜剑和半两钱以及其他一些西汉初年文物,经调查测定,该处是一座西汉墓葬。人们整理这批文物时,又在铜镜正面发现有布纹,并有残布数片,布下有类似丝质纤维制成的纸片,纸片上也有明显布纹。这些残纸片,长宽各约10厘米,厚度为0.139毫米。比普通新闻纸略厚,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纤维,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后来,有的学者根据“灞桥纸”的纸面粗糙。厚薄悬殊,纤维束较长,切断程度较差。认为其不是真正的纸,更像由自然纤维堆积而成的片状物。但是,有关科技人员对“灞桥纸”碎片反复作了分析化验,结果证明它确实是真正的纸,但不是丝纸,而是麻类的植物纤维纸;又经过一系列研究,最终认定这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比“蔡侯纸”早了200 多年的“漏桥纸”。如今,这 一珍贵义物已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供中外人士观瞻。   其实,中华民族早于“蔡侯纸”就发明了造纸术,不仅有出土文物为凭,还有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公元二世纪应劭的《风俗通义》明确记载:东汉初,光武帝刘秀从长安迁都洛阳时“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里的所谓“纸经”,应是用纸写成的经书,那时(即公元25年),蔡伦尚未出世;应劭同时代的刘珍等撰写的《东观汉记·贾逵传》也写道:公元76年,汉章帝命博士贾逵给学生讲《春秋左氏传》,曾赐予用竹简及纸写经传各一部;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和帝纪》也载有;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后。曾命各地每年贡献纸、墨,以供书写之用,这些记载同样可以证实,早在“蔡侯纸”问世之前,已有了纸和用纸写成的书本了。   “灞桥纸”的发现,固然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但人们并未因此而否定“蔡侯纸”的重大贡献。至少,“蔡侯纸”的问世,反映了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改进与发展。古代最初的造纸方法是摹仿缫丝业的漂絮法而形成的。我们祖先制作丝绵,先把蚕茧煮熟,然后浸泡在水中,再放在席子上反复捶打,将蚕茧捣碎,使蚕丝逐渐散开而成为丝绵,这称之为漂絮法。人们在生产丝绵的过程中,见到漂絮捶打后,总有一些残存丝絮留在席子上,晾干后便形成薄薄的丝绵片。由此受到启迪,使学会将丝絮用漂絮法制成丝绵纸,供人们书写之用,这就是《蔡伦传》中所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但是,“缣帛”——丝绵纸的原料毕竟有限,而且成本过于昂贵,不可能大批量生产。更不易着墨书写,因此,很难取代竹简而成为主要书写原料,只有像邓贵妃之类的权责们方能享用。于是,我们祖先按照漂絮法的原理,在实践中大胆摸索,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用价格低廉的麻纤维取代丝绵作主要原料的造纸新工艺。从此,我国造纸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三到六世纪,纸已大体取代了帛、简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造纸术开始外传到邻近的越南、朝鲜;公元七世纪,造纸术又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公元八世纪中叶,我国造纸术传入中亚细亚的阿拉伯地区,不久,又经过阿拉伯流传到欧洲,十二世纪,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和法国最先设立”了造纸厂;到十六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已传遍欧亚大陆,并传入美洲,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文房四宝中的纸,用于书画的最好的纸是宣纸。产于安徽南部泾县,因历史上属宣州府,故名。始产于唐代,它的原料是青檀皮。清代才掺和稻草,改变了用料比例。宣纸分生熟两种,生宣渍水渗化,作写意画最好,熟宣经过胶矾浸染,不渗化,宜于工笔,细描细写,为书画最理想的用纸。宣纸具有纸质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不起皱,不掉毛,不怕舒卷,抗老化、久不变色、不蛀不腐、卷折无损等特点。便于收藏,因此有“纸寿千年”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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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   砚,是磨墨器,又称砚台、砚田、墨池、墨海、墨盘。自古以来,砚的类别各异,品种繁多,从砚的质地分可分为玉砚、银砚、铜观、铁砚、陶砚、瓷现、石砚、漆砚等,然而最普遍、最实用的还是石砚。刘禹锡《送鸿举游江西》诗中写道:“使君滩头拣石砚,白帝城边寻野蔬。”砚台有多久历史?是谁发明的?据《古今事物考》说;“自有书契,即有此砚。盖始于黄帝时也。一云子路作。”   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考古学家提供的事实。1978年,在山东临沂市区东南隅的金雀山附近的第十一号汉墓内,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盒砚,这套彩绘盒砚,包括砚石、研石和砚盒三部分,砚石是一块经过仔细加工的长方形石板,长16厘米、宽6厘米、厚0.2厘米,砚面上还残留着墨迹。这是汉代的一件实用研墨器,它距今已二千多年了。考古学家还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一方石砚,砚及研墨石都是就鹅卵石的原形稍略加一下而制成的。这方秦砚及砚石面上均有使用过的痕迹和墨迹。   但上述的石砚还不是最早的砚台实物。在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遗迹发掘出一套绘画工具,其中就有一块石砚,观上面还有石盖,掀开石盖,砚石凹处有一支石质磨棒。姜寨遗迹属仰韶文化初期的一处母系氏族村落,这一发现,就把砚台的历史推到了五千年之前。由此可见,砚台是随着华夏文化的发展面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砚台经秦汉,越魏晋,到了唐宋,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开始了用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款州的歙石、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砚台的历史,生产了著名的端砚、歙砚、洮河砚。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研>>中记述:“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瑞,而歙次之。”于是史书上便将“端、歙、临洮”,合称为“三大名砚”。清代末期,又将山西绛州的澄泥砚,与端、歙临洮砚,合称“中国四大名砚”,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这样讲。   在四大名砚中,端砚最上乘,名声最大,它有“群砚之首”、“天下第一砚”、“文房四宝的宝中之宝”的美誉。端观产于广东肇庆市东郊的端溪,据<<石隐砚谈>>记载:“始于唐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之世。”因肇庆在古时属端州,端砚因此而得名。端砚的石品优良,其质坚实细腻,滋润娇嫩,素有“秀而多姿”、“发墨不损毫”的特点,关于端砚的成名,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据说晚唐时,端州有个姓梁的举人赴京会试,应试之地京都正降大雪;天寒地冻。考场内应考的举人们研出的墨汁都给了冰,唯独端州的梁举人在端溪砚台上研出的墨汁不结冰。梁举人考中了进士,皇帝得知,将端砚列为贡品,从此端砚名扬四海。   端砚历来被文人墨客视为珍宝。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得到一块端砚,上面有一种花点,碧玉晶莹,凡见到此砚者都赞不绝口,称之“青花”,李商隐在“青花”砚的背后刻上“玉溪生山房”几个字据说它磨出来的墨不仅不结冰,而且还“香气袭人”。后来这块端砚到了苏东坡手中,东坡爱之如命,并在砚铭上刻上:“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原来开采端砚的砚石是十分艰难的,由于坑洞终年被水浸渍,坑道倾斜弯曲;不仅劳动强度大,且有生命危险。   古时,端砚列为贡品,朝廷设有“砚官”督办砚务禁止民间采制。但一些贪官污吏、恶棍土豪却借此巧取豪夺,贪赃牟利,鱼肉百姓,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然而也有例外,明朝王元珍在端砚的砚铭上镌刻着一则有关包公与端砚的故事,赞美包公执法不阿,为官清廉的精神。宋六宗庆历二年,包公奉调端州任知郡事。他爱好书法,更喜端砚。然他为官正直清廉,坚持不取一砚。当他离任升任御史之日,行舟至羚羊峡时江面上突然狂风大作,波涛翻滚。包公站立 船头,不禁仰平长叹;“我包拯没做亏心事,奈何天理不容说毕即分随从搜索船舱,看有无不清之物。家人包兴深知 主人脾气慌忙取出一方“双龙争珠”端观,告知乃地方乡绅所赠,包公即将它抛入江中。顿时,江面上风平浪静。云散 日出,与此同时;江边冒出了一块美丽的绿洲,后人将此绿洲称为“砚山”,至今犹在。   中国第二大名砚歙砚,产于唐宋时的安徽歙州,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婺源县的龙尾山,又称砚山,这里出产的砚台称为‘龙尾砚”。由于行政区域的历史变迁,这颗皖南明珠后来被划到了江西省的版图上,这里又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故乡。据说北宋大学士黄庭坚渴望能得到龙尾砚,曾不畏艰难,在“陆不通车水不舟”的情况下,越过重峦叠蟑,“步步穿云到龙尾”,并挥毫写下了《观山行》的名篇。苏东坡爱好收藏砚石,尤其癖好龙尾砚,又是写诗又是作赋。南唐后主李煜。也酷爱龙尾观。他曾将“龙尾山砚、澄心堂纸、李廷珪墨”称为“三者为天下冠”。   洮砚石产于甘肃卓尼县城东北五十多公里的洮河东岸喇嘛崖、此地山陡水急,采石是件异常艰难之事,宋人《洞天清禄集》中说;“唯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洮砚在宋代就闻名于世;素为文人书家之珍。   在“四大名砚”中,唯独澄泥砚与前三者不同、它不是石料制作而成它是以澄混为原料,经特殊焙烧工艺而制成的珍贵视台,它产于山西绎州,始于唐代,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被誉为“唐砚”。由于泥料可塑性大,因而它具有自己独特的雕塑风格,注重形象的塑造,讲究精雕细刻,图案和造型古朴大方,质地细腻,但又细而不涸,坚而不燥。在唐至五代,澄泥砚曾风行一时,后来制砚工艺在清代失传。一九八三年,山西五台县又恢复生产,使古砚重获新生。   除了上述四大名砚外,有名的砚台还有山东的“鲁砚”;宁夏的“贺兰砚”;江西的“金星砚”、“罗纹砚”;吉林的“松花砚”;四川的“陕砚”;山西的“段砚”;浙江的“西砚”;河南的“天坛砚”;河北的“易水古砚”等等。   砚台,不仅仅是研墨器,它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难怪日本前首相藤山爱一郎曾这样赞美道:“从每一个砚台,可以体会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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