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0日，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六马镇致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丹 （左） 与村民交流果树种植情况 图/新华社
幸好，每一次都会迎来下一次。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编辑 / 李屾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与学者杨华的访谈，充满细节的延伸。这一次在最后，他用文字发来三个补充点：
一个乡镇女干部说基层减负之后，自己终于有时间谈恋爱了，乡镇的几个女干部怀孕了；
另一个县的乡镇干部终于有时间在节假日旅游了（去年五一）；
调研的两个村的村干部都说基层减负好，把原来填表格、写材料的时间用来去村里转转，去群众家里走走，拉拉家常，了解下群众的需求；
减负中的监督手段也是有效的。一个县委办的干部一天上午接到一个任务，要求下午提交一个统计表，他立马举报了，后来这个任务就没了。所以，无扰督查平台还是很有效的。
以上是他对基层减负实效的案例补充，我们本次的访谈围绕他的新书《大国县治》展开。杨华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农村研究多年。他的田野调查在全国近20个省份展开，调研过程中，“县乡体制”跃入他的研究视野。
2022年，我第一次采访杨华，那年他出版了新书《县乡中国》。最近的这次采访，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阐述两本书的差异。同样是讲“县乡体制”，对一个普通读者而言，如何避免感受的重复？
“《县乡中国》着眼于政策如何在基层落地，《大国县治》着眼于县乡体制运转本身。”这句总结放在文首，一直到稿子发布后，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就像做田野调查本身，一个“最”字，最是难。
其实，《大国县治》是先编出的，《县乡中国》在后，后者反而先出版了。这些内容来源于杨华的团队调研了约四年的时间积累的一百多篇随笔调查报告，包括论文，总共大约几十万字。
对这篇访谈稿，我最初想的标题是《一位社会学者在县乡的田野观察》，后被编辑否定。编辑提示我，在县乡做田野的学者有很多，并发来《浮生取义》、《小镇喧嚣》等社会学经典作品。杨华的调查与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是把研究对象对准“县乡”，是足够的“量”，只有数量足够，才能触及“体制”本身。
最后我们的标题定为《4年走访近20个省，一位社会学者的县乡体制观察》，再回头看2022年的标题：《杨华：用1300天调研观察基层社会如何运转》，我后知后觉，那也是在突出“量”。
两篇稿子都发表后，我回头去看，遗憾是相同的，两次都是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如果能与杨华团队一起调研一段时间，在一线观察后的报道内容应该会更加丰富。进步在于，在第一次访谈后，我还感受不到这个遗憾。
专注于田野调查多年的杨华，在每次访谈的末尾，都会提到“遗憾”。出现遗憾，要通过接下来的访谈调查来弥补。但即便如此，每次都有每次的遗憾。
幸好，每一次都会迎来下一次。我的上一个遗憾，也许哪一次走在调研的路上，就被弥补了呢。走在路上的人，谁不是在跟每一个明天交手？（详见相关报道《4年走访近20个省，一位社会学者的县乡体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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