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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溪县竹桥村，前来调研的高校师生就古建保护和文旅发展等情况与当地村民交流。新华社发

宁夏银川，工作人员在贺兰山岩画遗址区内进行2025年度岩画复查。新华社发

文保专家在查看位于安徽歙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棠樾牌坊群。新华社发

【一线讲述】

【编者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环境中，通过直接观察、深度访谈、实物资料收集等方式，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状况、思想观念、文化现象等，分析其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

田野调查连接着象牙塔和田间地头，沟通着学术研究与火热生活。置身广阔田野，如何发现真问题？如何从现象中提炼出理论？如何以调查研究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本期光明视野为你讲述学人们那些沾着“泥土气息”的田野调查故事。

田野调查常有意外的学术发现

讲述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陈柏峰

作为从法学院开启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的学人，我走上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研究道路，多少有些意外。因为法学院的主流毕竟是规范法学，与田野调查研究似乎距离遥远。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视野投向农村基层。进入21世纪，我所在的武汉有一批社会学者因长期大量的农村田野调查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受其影响，后来追随“华中乡土派”的学者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从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开始，我每年都会到基层调研。最初是农村，后来延伸到城市社区，又扩展到县乡基层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几乎涉及所有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

田野调查追求经验“饱和”。学习期间要在全国十多个调研点做过深入调研，博士论文的主题写作更是要求超过100天的驻点调研。每年暑假还会组织数十人规模的集体调研，时间为30天左右，白天分组访谈，晚上开会研讨，第二天继续访谈验证。有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才会有经验质感，才能从经验层面透彻理解研究对象，进而对要素、现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精准判断。

我们的基层调研并不预设论题，而是在调研中发现论题，进而展开研究。这种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研究，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田野调查关注基层的法律、社会、伦理、文化等各个方面，要求“村庄内部提问题、现象之间找关联”，结构化地理解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探析这些现象的内在机制。

田野调查常有意外的学术发现。在田野调查中看到的现象，我们会不自觉地用既有的经验去理解，或用既有的理论视野去解释。如果既有经验和理论固化，一切成了“理所当然”的，调研就会变成证实或证伪理论的“跑马场”。然而，田野是开放的，可以不断获取新的经验现象，“理所当然”就会被打破，出现既有经验把握不了、既有理论解释不了的“意外”。探索解释这种“意外”，就是田野调查的任务，也是经验研究的魅力。

一起开展田野调查的学人，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不同的学科视野，可以帮助生发特定的问题意识，理解特定的经验现象。只要深入基层开展田野调查，迟早会产出不错的学术成果。过去十多年，我所带领的基层法治研究团队，在土地制度、村民自治、基层司法、基层执法、传媒法治等领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产出了一批成果。今天，我们无比自信地走在扎根基层社会、服务中国法治的光明大道上。

有效的调研“生长”在生活褶皱里

讲述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章文光

“脚下有泥，心中有数。”这不仅是一句俗语，更是每一位扎根“三农”领域的研究者必须践行的信条。十余年来，我带着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师生辗转中国乡村，在凉山的火塘边、武陵山的梯田上反复验证着一个道理：只有真正走进乡村、贴近农民，才能在田野中找到答案，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学术概念与乡土认知的对话往往从“失语”开始。在四川凉山调研时，学生询问老乡“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对方搓着开裂的手掌反问：“满意是看碗里的饭，还是看地里的苗？”这个场景成为我课堂上的经典案例——当标准化的调研工具遭遇鲜活的生活逻辑，研究者必须完成话语体系的转换。

问卷设计需要两次“校准”：理论校准确保覆盖研究维度，话语校准则要将学术语言转译为生活叙事。凉山老乡计算收入不按年度统计，而是“卖了几头猪”“收了几筐花椒”。我们将“家庭年收入”改为“赶集卖过多少趟山货”等，数据采集效率显著提升。在巴中调研肉牛产业时，“契约稳定性”被转化为“屠宰企业收牛拖不拖欠钱”“过磅时会不会压秤”，养殖户马上就能掰着指头说清楚。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语言游戏，而是建立在对农村生产生活规律的把握上。

访谈质量往往取决于能否打破预设框架。在武陵山区，名单上一半人外出打工，我们白天找老人聊土地流转，晚上用村委电脑和打工青年视频对话。在福建电子厂打工的小伙子说：“都说我家的地荒着可惜，可我在厂里一个月抵得上种一年玉米。”这话让我们意识到，研究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兼顾留守者与流动者的双重视角。我常提醒大家，当老乡搓着衣角不说话，可能是在权衡该不该讲真话。一些细节提醒我们，访谈中要敏锐地捕捉信息，打破预设框架，才能真正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

深入调研的关键，在于捕捉政策文本与现实土壤的互动痕迹。多次走访某茶产业村才发现，合作社账面上的产销数据，掩盖了收购商压价、留守老人采摘效率低的隐痛；持续跟踪扶贫车间三年，才看清“政策输血”如何转化为“自我造血”的具体路径。这些发现不仅来自长期的田野调查，更源于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多维度观察。就像农户医保卡里存着的金额比“获得感”更具体，田头灌溉水渠清淤的间隔周期比“满意度”更真实，有效的调研指标必须“生长”在生活褶皱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乡村的实践变革速度常常超越理论发展节奏。研究者既要掌握解剖现象的工具，更要保持对田野的敬畏。当我们将“产业融合度”拆解为灶台上的粮食与后院的家禽，把“社会资本”转化为红白喜事的互助往来，那些沉默的乡村叙事才会真正开口说话。这种在学术框架与乡土智慧之间的往返校准，也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的研究范式——用脚丈量土地，用心倾听村庄，让学术研究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具备解释世界的能量。

在田野中追踪文明的历史印迹

讲述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豆海锋

每年四月，是开展考古调查的好时节。我带着学生们行走在田地、沟壑与山头间，这时的植被尚未长高，地表可见度强，在田野中可以看清地形地貌，能寻到古代遗址的“踪迹”。

考古调查是开展考古工作最为重要的环节。针对不同的工作目标，可以设计不同的调查方法。对古代遗址进行调查，可以了解单个遗址内部的聚落变迁。如果开展区域考古调查，需要设计更加完备、详细的调查方案，这个方法为后续统计聚落形态、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与地貌及环境的关系、人口统计分析等方面提供非常有用的科学数据。

考古调查的实施，具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一种是地表踏查，就是通过徒步寻找查看遗址的方法在地表和断面寻找遗物与遗迹。一般确定调查目标和调查对象，组成较为固定的调查队伍，可划分不同的小组，组内成员有不同的分工，具体负责测绘、拍照、记录、采样等工作。作为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我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时，都会安排在冬春季节开展考古踏查。此项工作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西头遗址遗存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还可以扩大调查范围，了解西头遗址以外区域的聚落分布特征，进而逐步回答西头遗址的形成动因等问题。

另外一种调查方式就是考古勘探，利用探铲进行钻探，对遗址做更加详细的调查，可判断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的关键遗迹，特别是寻找大型的遗迹。考古勘探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是对地表踏查非常有效的补充。2018年，我们通过踏查和局部发掘，确认西头遗址是一处大型商周聚落。该遗址是否有墓地？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地表踏查和局部发掘并未获得线索，考古勘探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多年详细的勘探，我们在西头遗址发现商周时期墓葬2000座以上，特别是20余座“甲”字形大墓和围墓沟的发现，填补了多个空白。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遥感、红外线、地磁等技术开展遗址调查，从另一个角度助力于考古调查工作。2014到2017年，我们在江西抚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工作。由于该区域多为丘陵、山地，植被茂密，调查难度大。通过实地考古与研讨，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制定了科学的调查方案，并利用航拍、卫星照片、红外等技术，结合地形寻找调查线索。四年里，我们先后调查古遗址400余处，多个遗址均为首次发现，填补了区域先秦时期聚落研究的空白，极大推进了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不断深入。

考古调查是发现古代遗址、记录遗存非常有效的工作方式，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用自己的步子不断丈量历史的遗留，让沉睡在祖国大地上的文明印痕被唤醒，并永放光彩。

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人”理解“人”

讲述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邢婷婷

从做博士论文算起的话，我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已有十五六个年头，有两点体会非常深刻。

一是在田野调查中打开想象力、培养洞察力。扎实的理论素养和规范的学术训练是一个研究者的起点，但要让学问有所突破，想象力则不可或缺。田野调查就是让研究者走进生活、打开视野，不断扩展想象空间。

近几年，我的学术兴趣主要聚焦在社会变迁中人的观念与心态研究，一开始总是想着分析观念和心态形成的原因，例如：为什么焦虑会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为什么信任的成本越来越高，“冷漠症”为什么会泛化，等等。不久便发现，这些原因都有根本的共性，且都已经被反复论述。

正是在田野调查中，我切实观察到了制度、传统、习惯、绩效等不同维度的要素如何交织在一起、同时在人的身上发生作用。这让我意识到，观念和心态形成的社会文化过程及其后果更加重要。变迁在人身上的反映具体而微，其过程并非匀质又绵延不断，这使得人的观念也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且不排除前后矛盾、反复的状况发生，因与果都不是线性的。另外，有些“情”与“意”原以为是个人的、瞬时的，但其实会在不经意间产生共情，进而形成稳定而持久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整体社会观念的改变。

二是田野调查提供了让研究者在互动与反思中提升认识的机会。尤其是在长时段的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主客体关系。研究对象接纳了研究者进入其日常生活的轨迹，双方接触的过程激发研究者不断地反思和确认，对于问题的认识得以不断向深处拓展。

我在调查中遇到过一对在上海打工的中年夫妻，妻子做保洁和家政，不怕吃苦、非常能干，丈夫在老旧小区做保安，为人和善、头脑灵活。他们对“好日子”的理解，就是妻子的劳动价值通过经济收入得到确认，丈夫的灵活与勤劳获得尊重和友善的回报。经济收入、价值感、尊严和希望为他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支柱。他们说，人要踏踏实实，只要眼里有活，就不怕没有好日子。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重新审视关于不确定性的讨论。我意识到，个体在抽象的不确定性当中始终保有主观能动性，寻找具体的稳定。这种“稳定”不是小清新式的微观均衡和线性计量，而是人通过劳动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确认。

田野调查是一项人文性很强的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中训练敏锐和执着，保持敬畏和尊重，才能尽可能地发现“人”、理解“人”。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马姗姗、王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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